1孔子的面孔，总是和中国紧紧绑在一起，其紧密程度，在一个外国人看来，大约和麦当劳与美国的关系一样牢固。但是作为孔子的后人，那种发自内心的敬仰在两千五百年后到底是烟消云散了，甚至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或者连了解都无从谈起。

公元前551年，孔子出生在鲁国的都城曲阜。曲阜的北边是泰山，东面是沂蒙山，西边是一片开阔的平原。作为商朝重要的属国，曲阜的政治和经济一直十分繁荣，所以汉书上才说，这里“东有阜，委屈长七八里”，所以取名曲阜。

孔姓据说是圣人商汤的后代，所以特别受人尊重，这一点，尽管因为孔子是个私生子，也好像并没有受到影响。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是曲阜大夫，娶了当地的施氏做老婆，女儿生了一大堆，却没有一个儿子。妾到是生了一个儿子，叫孟皮，可惜腿有一点残疾，成了废人。野史上说，叔梁纥娶了颜氏第五个女儿薇生了孔子，但是正史上却没有提到婚娉一事，只说两人在尼山之谷野合，生下孔子。孔子出生的时候脑壳长的很奇怪。中间底四边高，像尼丘山的形状，所以取名孔丘。不管怎么说，孔子生活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封建大家庭，他有三个母亲，很多姐姐，一个残废的哥哥，而且没有爸爸。

尽管孔子的学说中把孝和家庭和睦放在相当重要的位置，但在孔子的生平纪录中，却似乎并没有看到他对三个母亲以及手足之间的任何“亲亲之情”。因此我们大致可以推测，孔子早年的家庭生活是缺乏温暖的。

不知道是受了哪种影响，孔子从小就特别喜欢玩祭祀和礼仪的游戏，而且读书非常刻苦，到十七岁的时候，已经因为熟知周礼而很有名气。那些有上进心的贵族子弟，但凡想学礼，都会到曲阜来拜见孔子。之后孔子一路做官到司空和代理国相，也大多是因为这方面的才能。在军事上，鲁国算不上十分强悍，但是因为孔子的影响，它被公认为是诸侯国中最知礼的一个国家。所以当其他诸侯国要攻打鲁国的时候，因为它“犹秉周礼”，感到很难下手，面子上说不过去。

仔细研究一下面子问题，大致是和皇帝的新衣一样是一种并不存在但是很重要的东西。这种东西，孔子认为在维持社会秩序方面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社会，许许多多的人和矛盾，究竟是要靠外在力量去管制，还是靠内在的自我去约束，在东西文明的进程中从孔子这里走向了南辕北辙的两极。从汉朝开始，当这个地球上的大部分国家还处在和艰苦自然以及部落敌人斗争的时候，伦理道德和礼法就已经作为华夏文化的精髓，统一了这个帝国的精神世界。〈孟子〉、〈论语〉、〈大学〉、〈中庸〉，加上〈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共十本书，成为这个庞大帝国从公元前134年到1911年民国元年，唯一官方认可的意识形态。在这个变化莫测的世界里，中国人靠这这十本书，找到了某种可以依赖的，持之以恒的东西。

两千年礼法教育，“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言。” 究竟什么是礼？什么是法？从表面上看，礼似乎是指《周礼》中士大夫应该掌握的各种礼仪，包括冠、昏、饮、射、聘、觐、丧葬，祭祀等等。孔子呼吁说只有掌握了这些礼仪，一个人才能够成就一番事业，领导国家走向仁义之邦的大道。而法的含义似乎就是指具体的规章制度和条例了。

在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以孔子的聪明，难道真的相信这些烦琐的礼节仪式能够振兴国家吗？回到孔子所生活的那段时光，公元前551年～前479年。所谓的中国，是一个在毫无地位的周天子的统治下，128个诸侯国之间血肉相博的大战场。翻开孔子的《春秋》，从公元前772年~前481年，224年间就有36个君主被杀，56个诸侯国被灭，大小战事480起。

那种情形，就好像一个大家庭里，初开始的时候艰苦创业，相互协助。日子久了，经济状况和人口都逐步增加。老公公的权利分散下去，年纪也大了，子女儿孙都渐渐的不把他放在眼力，不仅老公公说的话没人搭理，子女儿孙彼此间的矛盾也在加深。大家为了利益，毫不客气的相互残杀，丝毫不顾长幼尊卑和手足亲情。就在孔子33岁那年，还曾经因为鲁绍公被三大夫打败，而陪着他去齐国避难，意外的学习了韶乐。总之，经过500年的土地封分，国君对臣子已经没有多少威仪，大夫的属下对大夫也不再“畏而爱之”，儿子杀掉父亲，大臣推翻国君，家臣谋害主人，公卿权贵们常常连自己的官职和家族都无法保全。

解决方法是什么呢？富国强兵听上去最为合理，但孔子认为这并不是问题的根本，社会动乱的祸根在于人心，在于“礼乐崩坏”! 这位不受重视的政治家坐着马车，带着他的学生们在各个诸侯国间痛心的大声疾呼。希望国君们停止军备竞赛，尊重500年前周王朝的礼法制度，尊重从最上层的王，到同性诸侯，到大臣，大臣侧室这样曾曾递减的权利模式。处在下层的人，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能够反对上层的人，处在上层的人，不管实力多差，都拥有对下的绝对控制力。《周礼》就相当于一套体系繁复的交通法规，不能够因为你开的是宝时捷，就能越过黄线超过前面的东风卡车。这套交通法规落实到具体生活中，就是规定了每个社会阶层的人应该穿什么衣服，什么颜色和款式，用什么样的碗吃饭，平时交谈用什么语言，祭祀和君臣接待的仪式、音乐等等。礼法、礼法。它准确的意思，并不是礼加法，而是礼就是法，守礼就是首法。礼的背后，是告诉大家要按照这个封建大家庭的等级关系来生活，服从上面的利益分配，不能胡思乱想。如此这个大家庭就不会产生争斗，重新回复往日的亲善和睦。

作为一名政治家，这就是孔子全部的理想－通过恢复礼制，去创建一个稳定、安宁、和睦的大家庭。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孔子在浩瀚的古代文献中整理出了一套相配合的意识形态《六书》来教育他的弟子，《书》、《礼》、《乐》、《诗》、《易》、《春秋》。按照孔子的设想，中国的官僚体系将是由一群精通六艺、人格完美的君子所组成的最好团体，他们用人格力量作表率，坚定的为封建统治者守护着一个秩序井然的大家庭。

这个伟大的，过于理想主义色彩的理论在野心勃勃的春秋战国时期并没有多少市场，大部分的君主或者逃避现实，把脑袋埋到沙子里面，装做听不到城下的万弩齐发的声音，或者忙着召集群僚，在法家和兵家的著作里规划着扩张的蓝图。

法家一度很有优势，而且它的确统一了中国，在公元前221年把始皇帝嬴政送上了宝座，但是一想到这个王朝后来的命运，接下来的皇帝们就算再喜欢它也没有胆量去再试一次。法家的反面是道家，汉王朝吸取教训，采用黄老之学“与民休息” 。但是单方面的妥协在现实社会中也一样行不通，北边的匈奴，加上汉王朝内部的豪强，使无为而治的学说终于失去了皇帝的信任。在汉武帝掌权的时候，矛盾终于发展到了非要解决不可的地步，关于帝国的未来究竟是要走儒家还是道家，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辩论。

这个时候，一名叫董仲舒的河北儒生浮出了水面。中庸的孔子儒学经过这位天才的改良，成为一个兼具了宗教色彩的，绝好的政治工具。

原始的孔子儒学能够被帝王接受的地方在于它的保皇论，以及严密的阶级关系：“尊卑既定，贵贱已分”。任何想要破坏这种阶级关系的思想都是灭九族的大罪。但假如这个逻辑正确，那么任何谋反、朝代更替和新皇帝都是该杀的，这一点，又让帝王们觉得讨厌。董仲舒为这个漏洞找个一个绝好的补丁－天道五行。

和孔子不同，董仲舒是有个神论者，而且对中国思想的精华《易经》有深入的研究。按照董仲舒的解释，天是最大的神。天、地、阴、阳、人、金、木、水、火、土，以及日月运行，四季更替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天道，一切生物包括人都必须服从天道。接下来，天道的第二层意思，是君权天授。谁做皇帝，由天决定。天道轮回、五行变化、相生相克，对应着朝代更替的必然性。在他看来，历史的发展是沿着是“黑－白－赤”三道循环往复，再从黑开始的一个过程。夏商周分别代表着黑白赤三个颜色，而秦朝为五行中的水，主黑，所以必然取代周朝开始另一论的循环。

根据这个完美的逻辑，任何一个有本事做皇帝的人，只要改变国号、服装和旗帜的颜色，举行一场受命于天的宗教仪式，他的权力就代表了天道，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这一条，加上君君臣臣的礼法制度，构成了一个凝固的世袭贵族系统，被帝国的知识精英们不断的赞美完善，成为中国社会无数次的“崩溃-大统一”中，所有君主一致赞同的，最有统治力量的理论。

这一年是公元前134年，距离孔子死去已经过了345年。从这一天开始，孔子的儒学就从一门研究人和人的社会关系的学说，演化成了代表天道的权威性的宗教。中国人的宇宙观、价值观、人类思想、智慧、学问，以及所有事物发展来源等一切最本质的东西，都在这一年停顿了下来。儒学成为这个世界的终极答案，类似西方的教会凌驾于世俗和皇权之上。但不同的地方在于，中国的教皇孔子只是一个精神偶像，除了一连串耀眼的头衔之外，没有任何财产和实际权利。皇帝们通过朝拜孔子，扩建孔庙，以及不断加封孔子的后裔来巩固这门宗教，最大程度的稳定社会。然而讽刺的是，按照孔子的逻辑，这些努力为他磕头造园子的，黄袍加身的“真龙天子”，大约只合适放到鼎里煮熟了以后被分赐下去“以正礼法”。

“四书五经”，“克己复礼”，“仁义礼智信”，在神坛上供奉了两千年后，从1911年开始被帝国清算出了自己的教育体系，被帝国的知识精英们怀着沉重的心情判了死刑。但神奇的是，一等这个帝国从奄奄一息中爬了起来，这门宗教又复活了，而且作为一个国家两千年来的精神象征，再一次被隆重的供奉起来。孔庙的辉煌达到了历史最高。即便孔子今天活过来，恐怕也很难相信自己的纪念堂已经从当时的三间草屋，扩大成为曲阜最大的建筑群，有327亩地，54个牌坊和446间屋子，而诸如六艺馆、博物馆之类的新潮建筑则每年都源源不断的涌现出来，这还不算他那片超过曲阜两倍大的，3000多亩的的家族墓地。

故乡曲阜城看上去有点寒酸破旧。尤其是和他自己金碧辉煌的府第相比，像是一个潦倒家庭栽培出的锦衣玉食的公子哥。三轮车，小巴，和大大小小灰色的房子错落在城镇的各个角落，房子是简单的砖楼式样，头上都顶着一种古老的飞檐，下面挂着各种醒目的牌子“XX台球厅”，“XX理发店”，“盲人推拿”之类。有一家极小的餐厅在进门的地方支了一块白色大招牌，上面写着“生蚝专卖－男人的加油站”。

孔庙、孔府和孔林里面每一天都热闹的像开庙会。从中国各个地方来的男男女女挤满了所有能站人的地方。他们大多即没有读过《春秋》，《论语》和《诗经》，也搞不清楚六艺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在鲁中火热的太阳底下，这些人一边厌烦的躲避着喋喋不休的小贩和导游阿姨，一边随着人流走过这座雄伟的建筑群。男人们腆着肚子在大成殿前拍下到此一游的照片，女孩子争相抱住古树双眼放电，把身体设计成各种娇媚的姿态。五颜六色的地铺陈列着几乎一样的商品，一路从门口摆到孔林长长的石板路两边，参天松柏的下面。许多脖子上挂着导游牌的人，在人群中举着一只大喇叭不断的呼喊，由于喇叭的数量实在密集，所以必须不断提高音量以压倒别人，最后不但游客们什么也没有听到，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有的时侯，从巨大的树木上面会掉下来一坨鸟粪，砸向人群，把大家的注意力引向头顶，去追寻一下生活在这些古老树木上面快活的小鸟。

鲁国的名字从公元前221年起就不存在了。战国七雄和后来显赫的秦、汉、唐、宋王朝，也都一个接一个的消失了，无论是阿房宫还是华清池如今都不过只剩下一个名字。但是在这出跌宕起伏的，漫长的戏剧中，穿着各式各样戏服粉墨登场的人们却在曲阜的孔庙中找到了某种一致性。无论这些人是春秋时代来这里学礼的贵族子弟，还是大一统后的皇帝官僚，或者今天抱着好奇心而来的普普通通的游客，也不管今天的孔庙实际上已经成为曲阜的超级印钞机，成为一个商贩云集的大卖场和肃穆的建筑物的奇异结合，沉默的伫立在这个浮躁的小城北面。这一大片遗产的主人，会感到吃惊吗？在经历了荣华富贵，辛劳、荣誉和颠沛流离的73之后，和他没有实现的理想一起被埋进了黄土。“知我者唯乎《春秋》，罪我者唯乎〈春秋〉”。口气是很坚决的，也有一点辩解的味道，似乎是要誓死捍卫他注定要受到质疑的不完美的学说。孔子可以代表我们吗？中国人不满的问，一边挥了挥在儒学的框架中长途跋涉了两千年后疲倦的手臂，试图挥开孔子的面孔，挥开始终在纯洁向上的荣耀和卑微的存在中背靠背的上升和下降的命运。但是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父母吗？怕是没有可能吧。一棵长寿的大树总有它长寿的道理，无论人们是否觉得它已经活的过于长久了。岳飞、文天祥、袁崇焕和菜市口七君子们感人至深的爱国情操对大部分孔子的后人来说，总是能激起一阵强烈的自豪，而恨它的人，则在许多个不寐的夜晚辗转反侧，想着那些排着吃人的宴席，一路从过去吃到现在的可悲故事。

在中国的第一所现代学府，北大课堂上，曾经站着过一位留着条细黄辫子的，名叫辜鸿铭的老头。他穿着长衫，头戴瓜皮帽，对那些嘲笑他的学生们淡淡的说了一句，“我头上的这根辫子，要剪掉它，极其容易，但是你们心里的那根辫子，要剪掉它，就非常困难了。”